我国将建立温室气体清单数据库

[79]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农业法》执法检查报告中对国务院当年的农业政策提出批评。

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这里，完全可以采用世界体系论学者中一个通行的观点：自从文明诞生以来，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一直处在扩张的过程中，一种世界性的资本积累一直在稳步向前推进。

然而事实上，这些事态只是欧洲所独有的历史现象，而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11] 但这还仅仅是链锁反应的开始。所以问题是，在近代初期，意大利南方的早期资本主义是凭其自身独立开出的？历史表明，有比意大利早期资本主义更早的资本主义。接下来，是商业资本对西欧腹地的长期渗透，这使西欧逐渐摆脱了静止状态。[20] 那么，商人或市民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社会政治角色？他们在各地发动和领导事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4] 尽管威尼斯受辩证法的制约，渐渐衰落下去（其衰落恰恰是因为太成功），但资本引起的链锁反应并没有停止，而是一发不可收拾，扩张到全欧洲。需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威尼斯等地的资本主义 — 常常被视为早期资本主义 — 已先行了一步，或者说，意大利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主义起到了带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在如何建立或修改宪制方面，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如何维护其领导地位的惯例。

因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团体，而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在这一点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全国人大而言，通过在政党政治与国家机制中的参与，发挥了一个虽非根本性但有补充性的作用。因为根据宪法，人大的一个根本性职能就是创造和维护国家行为主体，包括法院。[38]在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39]—案（以下简称齐玉苓案）引发的宪法司法化浪潮的起伏转折之后，情况更是如此，中国宪法实施的司法审查可谓希望渺茫。

[108]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第3、4、5节。他们的观念是建立在对代表不是选民们的木偶，而是具有自主意识的个人的观察基础之上的。

事实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制的发展在整体上围绕执政党和国家两个层面有序展开。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表决结果（2013年3月17日） 另外，在某些领域，单一提名候选人选举被改为竞争性选举，在投票权问题上，也就授予了代表们更多的自由。尤其是与西方国家持续的经济危机相比，中国近年来无可否认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促使许多知识分子思考有关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新路径。尽管在贯彻代表制原理方面比较脆弱，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宪法所赋予的正式的合法性基础。

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已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一）国家宪制的强化 历史地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移植了前苏联的政治制度，并且在毛泽东时代采取了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的做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次全体会议专门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问题。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社会现实的背后，中国共产党就很难维护自身的权威。

一般认为，中 国转型始于1978年邓小平推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在实践中，全国人大及其专门委员会和人大代表都履行着监督职能，这种监督指向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42] 然而，这一结论却主要是从西方法院中心主义的路径中得出的。如果不检视中国共产党的的作用，就很难说弄懂了中国宪制。

[119]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正以不同的方式崛起。有时还否决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比如2006年郑州市的人大常委会。[26] 既然成文宪法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强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可以视为中国的不成文宪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朝着法治方向改革发展，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诸多政治惯例，在很多方面与八二宪法的规定有效地对接，从而确保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政治体中的一党执政地位。[15]另外，他还引用了惠尔（K.C.Wheare)的有关论述作为旁证。译者简介：夏引业，时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3] 在有关中国宪制的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首先阐明为何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被误用以及此一概念为何不适合中国，随后提出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一种执政党与国家相互依存的双轨宪制结构。[19]一个普遍性的特征在于，如果任何或所有的宪法惯例被违反，没有法院会受理此种案件。

[93]现在，公众能够获得越来越多关于党的信息。（3)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对所属行政机关开展制度性监督。

[11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实施意见》（2010年）第2段。有观点认为，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对党的领导的潜在威胁，社会上也流行着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内部指导性命令禁止法院遵从齐玉苓案判决的传言。

选举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些权力从来没有被其他国家行为主体所实施。（7)审议和决定有关单位辞退公职人员的案件。[115] 为了实施该条例，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53]现在，代表们在人大会议上向官员提出询问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此种实践至少释放出了某种可能性，那就是中国能够在一种双轨宪制下前进。……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为吸取文革教训，党意识到法治原则的重要性。越南的经验已经表明，党能够成功地引入竞争性的选举。

See n 10 above,p.23. [31] Ibid, pp.23-24. [32] Ibid.,p.24. [33] See Mark Tushnet, The New Constitution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3),p.1. [34] 参见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106] 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具体实证研究，另可参见 He Xin," Black Hole of Responsibility: The Adjudication Committee's Role in a Chinese Court",(2012)46(4)Law and Society Review 681-712。

况且，这既不能揭示出中国共 产党与全国人大的实质关系，也不能反映实践中双轨宪制的作用机制。中国共产党按照开放型政府的要求， 通过建立专门的网站发布大量的相关信息，提高了透明度，这是前所未有的。作为非政党组织，全国人大由那些衷心支持和执行党的政策、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组成。[119] See Eric X. Li," The Life of the Party" ,(2013}92⑴Foreign  Affairs 34-46. [120] 更多关于越南共产党与国家在宪法转型中的内容，参见Mark SideI, The Constitution of Vietnam: A Contextual Analysis(Oxford: Hart Publishing,（2009）p.131。

（4)检查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情况。正如强教授所述： 前者（中国共产党）体现了作为绝对宪法的根本法规范。

在一党执政原则下党通过全国人大得以整合、组织政治。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属于依法履行公职人员，实际上，其工资、福利也被国家纳入国家行政机关其工作人员系统。

话虽如此，一些学者试图超越西方标准以重新评价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构建更加适合中国的宪制理论。[82]宪法修改的程序与此类似，比如，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就首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宪法修正案的总体原则。